李艳丽 | 浮世绘中的中国元素
“日本美术这块园地一直承接着源自中国的恩惠。”看似锁国时代下诞生的江户文化，其绘画主题与素材中大量借用了中国元素，通过书籍流通、僧人文人的交流、版画年画技术的学习，完成了模仿—消化—本土化的实践。
好像的和合神
和合生万福，日进太平钱，万事吉兆图。
这两幅非常相似的《万事吉兆图》，左边的是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师菊川英山的浮世绘挂轴，右边的是中国版画。菊川英山（1787—1867）是菊川派之祖，以美人绘闻名。通过制作时期的考证，英山作品迟于中国版画，因此很可能是模仿了中国。
无独有偶，比英山作品时期更早，更肖似于中国版画的还有松平定信《万事吉兆图》。
和合二仙身披铜钱花纹的衣服，脚踩珊瑚等珠宝，一人手持莲花，一人手捧宝盒。“和合神”一般被视为唐代高僧寒山与拾得，蕴含着百年好合、和气生财等美好寓意，是中国绘画中常用的画题。不仅浮世绘中频频出现和合神，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还收藏了元代画家因陀罗的禅画、日本国宝《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
浮世绘，是江户时代流行的一种庶民绘画，也是享受现世、肯定当下的一种庶民娱乐。有美人画、风景画、武者画等多种类，具有色彩艳丽、光彩陆离的特点。“日本美术这块园地一直承接着源自中国的恩惠。”（辻惟雄语）看似锁国时代下诞生的江户文化，其绘画主题与素材中大量借用了中国元素，通过书籍流通、僧人文人的交流、版画年画技术的学习，完成了模仿—消化—本土化的实践。
浮世绘中的中国画题
“画题”即画的题目，高度概括了图画内容及主旨。中国画题的内容就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斋藤隆三《画题辞典》（博文馆，1926）、金井紫云《东洋话题综览》（芸艸堂，1981）、铃木重三《画题——说话·传说·戏曲》（大修馆，1943）等资料充分显示了江户时代日本绘画中的中国画题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在浮世绘中，常常看到（芳年的）李白、子路、王昌龄、伍子胥、子房、嫦娥奔月、玉兔孙悟空、（国芳的）水浒传百八人、（国贞的）汉楚军谈、（周延的）二十四孝、（改崎的）红楼梦、王昭君等中国的文化人物；还有“见立”“风俗”“风流”等比拟的模式，比如中国传说中的费长房是一个驱邪看病的仙人，但浮世绘可以变化出“风俗费长房仙女”等连性别都改了的和制画题。
著名的“潇湘八景”原本指的是潇湘一带的八处佳胜，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书画》中有描述，这是中国山水画中的传统画题。而浮世绘，不仅有近江八景、金泽八景等自然风景，还有“风流化妆八景”“座敷八景”“闺中道具八景”等日常生活场景——改造得与“潇湘”毫无关联，可谓脱胎换骨。
先行研究对日本绘画中的中国画题运用进行了详尽考察（张小钢《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画題の研究》，勉诚出版，2015），归纳其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将中国传说改编成日本传说，二是将几个中国故事拼凑起来，用日本方式进行虚构，三是利用中国的绘本、画谱、插图的图像重新构图，四是日本画师创作的中国画题。
第一种最典型的是白乐天与杨贵妃，比如《诗歌写真镜白乐天》《杨贵妃的古事》。宋代李昉《太平广记》第四十八卷神仙类白乐天条有记载：
唐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有商客遭风飘荡，不知所止，月余至一大山，……与语曰，……此蓬莱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至一院，扃锁甚严，因窥之，……客问之，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乃潜记之，遂别之归，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尽录以报白公。
对此，白居易作诗《客有说》《答客说》以证虚传。尽管如此，日本依旧煞有其事地流传着白居易去日的故事，诞生了“白乐天与住吉明神的邂逅”的传说。
杨贵妃也是日本人很喜欢的对象，中国民间传说杨贵妃在“马嵬坡之变”中由替身受刑，本人则逃脱至日本。在日本，京都的泉涌寺内设置了杨贵妃观音堂，供奉着等身大的雕像；山口县、名古屋的神宫内都建有杨贵妃之墓，有多种在日传说。
第二种有事例《菊慈童》《枕慈童》《燕丹乘龟》，要辨认这些画作的“底版”比较困难。《菊慈童》大概是两个中国故事拼接起来的，一个是“彭祖”（《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还有一个是“菊水”（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诸如此类，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中国故事”被画在了浮世绘上。
第三种比如《上利剑》《李夫人》《返魂香》《三酸图》。“上利剑”取自八仙之一的钟离权（王世贞《有象列仙全传》，卷三“钟离权”）的谐音。日本仙人上利剑，骑着宝剑踏海。钟离权本是魏晋时期人物，中国民间及道教传说中的神仙，原型为东汉大将。二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三酸图》描绘了惠远和尚、苏东坡、黄庭坚三人品尝桃花醋的画面，意指儒道佛三教合一。
第四种例如林守笃编《画荃》（大坂，1721），中国的48人神仙中有12人由狩野派绘制。更甚者，尽管不是浮世绘，《唐诗选画本》（高井兰山撰，小松原翠溪等画，嵩山房，1788年起陆续刊行）398首诗的配图中只有5首是中国绘画，393首都是由江户画师绘制。
日本一直流传着白居易去日的故事，诞生了“白乐天与住吉明神的邂逅”的传说。图为铃木春信《见立白乐天》 （1769—1770）
中国画题如何来到浮世绘中
江户锁国并不意味着封闭孤立，长崎就是一个重要的对外窗口。日本学者大庭脩影印刊行的宫内厅书陵部所藏《舶载书目》（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2）为江户时代日本商船从中国运至长崎的书籍目录，自1694年至1754年约61年记录，共40册，58卷；汉籍共2490种，其中小说200种。
（一）绘画相关书籍
中国画谱等美术书籍对日本给予了很大刺激，如《八种画谱》（《集雅斋画谱》）《图绘宗彝》《芥子园画传》《十竹斋书画谱》《历代名公画谱》等。特别是《芥子园画传》对《画本通宝志》《画本莺宿梅》《明朝紫砚》等日本绘图书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三才图会》《程氏墨苑》《梅花喜神谱》《海内奇观》《名山图》《山海经图》等类书与画谱也极为流行。
《画荃》有汉人物147张，中国仙人36张。其“凡例”列举了明代王世贞《有象列仙全传》为参考书；研究者小林宏光辨明了该书与明代洪应明《仙佛奇踪》，以及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之间的关联（小林宏光《『画荃』巻四漢人物図像考》，实践女子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2号，1989）。
再如《虾蟇仙人》，来源有二，一个是侯先生，另一个是刘海蟾。前者的来源是王世贞《有象列仙全传》（卷七《侯先生》），后者的来源除了书籍以外，还有中国年画。早在宋代就有《刘海戏蟾》的年画，但是因为年画属于一年一弃之物，所以没有实物留存佐证。
（二）僧人文人交流
《虾蟇仙人图》的作者宋紫石（1715—1786），本名楠本幸八郎，生于江户，往长崎，从熊代熊斐学习。后又向清代画家宋紫岩学画，因此取画名宋紫石。正是他将沈南苹画风传入江户，并带动了流行。
在日本近世写生花鸟画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清代画家沈南苹（1731—1733年在日）及其弟子宋紫岩（1758年到长崎）产生了重要影响。沈南苹应日本皇室邀请而去日本，画名很高。田能村竹田《山中人饶舌》（1835）下卷记：“时史花卉翎毛多从没骨法，盖沈南苹后始盛。南苹，名铨、字衡斋，吴兴人，享保中，应征到长崎镇，进画数幅，赏赉甚夥。铨画勾染工整，赋色浓艳。时升平日久，人渐厌雪舟、狩野二派，故一时悉称南苹，翕然争趋矣。铨传法崎人熊斐，斐传诸江户人宋紫石，紫石子紫山世其业矣。”
日本“八景”的来源则与中国的心越禅师有关。传说1694年心越来到金泽，从能见堂眺望，赞叹风景美如故乡的潇湘八景。于是便将此处风景取名为“金泽八景”，车站也命名为“金泽八景站”。后来歌川广重将它搬到了画纸上，即《金泽八景》。
心越是明代高僧，他东渡扶桑，传播书画篆刻艺术，兴琴道，弘扬佛法，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潇湘八景特别受日本禅僧的喜爱，究其原因，那是一种文化人的风雅，是一种对四季人生感悟，亦或是对隐居生活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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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美术史研究者辻惟雄说：
我不赞成日本美术叙述中的国粹主义的观点。欧内斯特·芬诺洛萨说过：“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美术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现象。”（辻惟雄《图说日本美术史》，蔡敦达、邬利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然而，日本美术鲜明的风格及其内涵又让人无法将其归类于中国的任何一种形式之中。“在外来美术的影响下千变万化却又永守不变的本质，这正是日本美术的常态。”（辻惟雄语）
编辑：温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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